几天前，潘家铮院士在回答有关“三峡工程生态隐患”的问题时，提醒到会的外国记者不要“妖魔化”三峡工程。潘院士认为，一些外国媒体和记者“对中国的偏见太深”、“他们对中国的成就、贡献绝口不提，对中国的一些问题，或者说是‘阴暗面’，到处收罗、夸大歪曲、讽刺挖苦，甚至无中生有、挑拨离间。”并断定这样的做法，“对增加友谊、沟通没有什么好处。”

　　潘院士“将自己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都交给了三峡工程”，有此不满当属人之常情。不过，潘院士对媒体的部分论断我并不苟同。一方面，三峡工程究竟如何还需要时间检验，我们没有理由将相关反对意见(即使它是激烈的)冠之以“妖魔化”的污名。另一方面，真相之所以有时会越辩越含混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本可以在技术上解决的问题，最后放到了道德层面来解决。然而，每个人的道德、立场与价值观并不一样，相关争论由此难免会偏离方向。

　　没有谁会否认，中国近三十年来所获得的经济成长与社会成长完全得益于改革开放。早在一百年前，曾经有西方传教士如此预言中国的未来局势：若不借助外力，中国完成改革“一千年都太短”，因为闭门造车式的改造“如同在海水中造船，海风和海水不会让这事办成”。显然，这段话并不限于中国，更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。正是因为看到了开放的重要性，所以我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充分世界化、积极应对全球化之意义所在，不仅在于开放符合人类社会之本性，更在于它“以世界之力救济一个国家”，使世界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“新大陆”。

　　这种借力自然包括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观察、批评与介入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有些外国媒体过于偏激不说中国的“好话”。然而如果能将全球媒体视为一个各抒己见的意见市场，你或许就会心平气和。事实上，就三峡工程而言，一直就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。只不过这方面国内媒体批评较少，所以国外媒体的相关批评才显得有些刺耳罢了。

　　至于说一些外国媒体“对中国的成就绝口不提”，想必也是一种误解。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生态，媒体也一样，有的善于吹捧，有的长于批评，有的态度温和，有的观点尖锐。事实上，那些以批评性报道为要务的媒体，也不只是在批评中国，它同样在批评世界上其他国家。如果这些媒体都无视中国的发展，前些年流行一时的“中国威胁论”又从何谈起？显而易见，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的快速成长，有些人才有了某种不安全感。但是，中国人如果有信心于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，是否真需要这些媒体在批评中国之前先放上一挂响亮的鞭炮呢？

　　没有人能够洞悉未来，人的理性终究是有限的，所以持久的讨论与激烈的交锋才更重要。既然我们无法获得全部的真相，就应该以宽容而谦卑的态度尽可能完成对真实信息的提取，以求进一步接近真相。就像当年美国《财富》杂志对香港回归的报道一样，我们不能就此说这家杂志是在“妖魔化”香港回归。谁能在十年前洞悉今天的一切？新闻记者不过是发出自己的专业判断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既是一种责任、一种权利，而预言落空也并不必然意味着预言者的人品有问题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“增加友谊、沟通”是不是媒体的首要任务呢？答案同样是否定的。否则，这个世界就不会有“防火防盗防记者”这样的顺口溜，而应该代之以“有记者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了。众所周知，媒体以探寻和传播真相为业，开罪一些人和事在所难免。如果我们对中国历史多一些了解，就不难发现，今日中国媒体以“建设性”标榜自己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公民表达权利的一种误读，因为它将表达权理解为一种“进谏”。那的确是一种与权力交朋友的方式，但那并不是现代媒体所追求的。(来源：南方都市报 作者：熊培云)